黃玉峰：中學語文教學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
黃玉峰：中學語文教學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
文 | 黄玉峰
源 | 青藤学苑TsingTengAcademy
导读：语文教学不是为了成就人，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语文教学专制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权威们还在说现在语文教育好得很，知识分子的良知到哪里去了?
很高兴参加这个关于人文教育的“思享者”云聚会，谈谈自己五十四年教育生涯中对“大语文”的理解和实践。
去年复旦五浦汇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我在他们的毕业证书上，写这样几个字：
有一种精神，叫独立；
有一种心地，叫善良；
有一种头脑，叫智慧；
有一种气质，叫美丽。
独立、善良、智慧、美丽，是我在2015年首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长前制定的校训。是我的培养目标，我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具有“独立善良智慧美丽”人格的君子。我们学校的一切行为都要服务于这个培养目标。
校训第一个词就是“独立”。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学生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太缺乏了。
现在的语文教学，基本上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是引导人们唯上，唯书，唯风。是在推行教育专制主义！
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故事就发生在前两天，一位家长跑到考试院要求查分。他的孩子在一模二模中的成绩都很优秀，这次中考居然得了81分，150分的试卷，得81分，意味着他的作文是零分。
一查，果然是抄袭。家长不服，理直气壮地说，他抄的是登载在考试院编的《上海初中毕业统一考试作文评析》上的文章。为什么2019年抄2018年得了高分，我2020年抄2018，2019就算抄袭？
事态怎么发展，我们暂时不去管他，问题是：
1、为什么写作文题可以套？被阅卷官查出作为抄袭论处的毕竟极少数，事实上套文，抄袭，不知有多少，套文，抄袭，已经成了得高分的秘籍。这是多少年来的老问题，为什么不改一改？
随便举几个例子：1993年高考作文题“机遇”94年“父辈”，95年“责任”，96年，“财富”都是概念性的作文题。
2006年“我想握着你的手”，2007年“必须跨过这道坎”，2008年“他们”。都可以写关心弱势群体：“我想握着弱势群体的手”，“必须跨过贫富差距这道坎”，“他们一批弱势群体”，2009年以后的题目几乎都是写“两个概念的辩证关系”，一连十多年。
中考卷更是如此。2012年“心里美滋滋”。接着是“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这里也有乐趣”；“不止一次，我努力尝试”；没“想到，真的没想到”，2018年“真的不容易”；2019年“这事，真带劲”；2020年“有一种甜”。
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哪一道题目不能套？都是甜丝丝，都是一种甜！这样的题目这么选拔人才？分出高下？
2、问题还不在选拔上出了问题，更要命的是，引导大家投机取巧，这还需要什么真才实学？还需要好好读书吗？
语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有可无，就是因为他缺乏信度，区分度，读与不读一个样。有时读书多的有独立见解的人，反而不如死记硬背标准答案的人！
02.阅读之困局
教育部：语文历史教材将编入主权意识等
而作文仅仅是一个方面，阅读问题更大。
对于现在的标准化试题，我有两句“名言”，叫做：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
客观题是选择题是非题，而那些选项，往往是出题者自己的想法，文学作品本来就多解的，你硬是说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你对，所以说客观题不客观，以致作家自己写的文章自己也答不出。
所谓主观题太主观，就是那些开放性的题目，本来是让你发挥的，可以看出学生的才华，阅读量，现在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是出题者拍脑袋的，所以叫主观题太主观。
如此语文教学，怎么能让学习者有兴趣，学得好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我的中小学是在五六十年代完成的。当时语文课本基本上是粗浅的读物，很多古代的外国的经典都被排斥在外。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课本基本上是政治口号。也不提倡学生读课外书，有的教师家长反而把读课外书叫做不务正业。
上课的时候，教师拿着一本教参，翻来覆去，颠来倒去，把好端端的文章千刀万剐，割裂得鲜血淋漓。学生天生对语文的爱好，天生爱读书的火种被硬生生地扑灭。
我们整个民族的语文水平空前地下滑。阅读量少而又少，思想空前的贫乏，到了大学毕业了，写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感到困难。
可是，中国语文界还一个劲地在唱赞歌。
1992年，我在上海《语文学习》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还我朗朗书声”，针对语文教学不读书，针对标准答案的怪现象发难。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
然而，我的声音如同在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没有激起一朵浪花。
于是，我决定在自己所教的班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我也担心学校与家长不理解。学校领导也确实有人反对，说是搞花样，有的家长也说是不务正业。但我相信，学生一定支持，只要成绩上去，就不怕领导家长反对！
我与学生一起泡图书馆，读名著，写传记，写剧本，写诗歌，编刊物，演话剧，谱歌曲，练书法，学篆刻，看展览，带着学生进行文化学旅，足迹近的到浙、江苏、安徽、河南、山东、远到西安、甘肃、新疆，还带着学生研究课题，请了北京上海的大学教授包括像钱理群陈尚君等来进行论文答辩。
一时间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清华大学还不经过高考破格录取了我们班级的三位学生。成绩出来了，反对者也不说了，毕竟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孩子好，你拿出铁的证据他们也信服了。而况我自己利用假期自己掏钱，全身心投入，我的精神多少感染了他们。人同此心，哪有为了别人的孩子好，付出这么多，还要说他坏话的。
03.说点真话的分量
在踏进五浦汇校长办公室第一天，我就挂了一副对联“一树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满园桃李当看作自家儿孙”，这是我很多年来的座右铭！
凭着这样的热情，凭着一种责任感，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真求实求善的习惯思维，一种希望我的学生不要被社会污染成为那种虚伪的只会喊口号的僵化的人。我确实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着！
然而，中国语文界仍是万马齐喑。
1999年在天津开的第七届全国中语会，会上一片莺歌燕舞，没有一点反思。我要求给我五分钟的发言，递了两次纸条未被允许。于是，就在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时，我便大步走上讲台，粗暴地拿过话筒，声嘶力竭地说了一段话：
我的这番话在会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下面指指点点，对这个不识时务的中年人，有各种反应，那年我五十四岁，五四青年的绰号于是传开！有一位叫李镇西的四川教师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四青年黄玉峰”。
不久，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来采访我，写了整版大特写“柳荫勤读出人才”，《中国青年报》记者来我校蹲点，写了长篇报道：“语文教育的叛徒”。
不久，我参与了钱理群王尚文老师主编的“新语文读本”，而我自己也带领同好编写了“新语文写作”初中版。
接着我又陆陆续续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国人民大学文献库》发表了一些见解，呼吁语文教学的改革。在这些文章中，我提出了“大语文”的概念，强调生活的外延与语文的外延相等。
以后，几乎每年，当高考中考结束后，我总要借机在媒体上发表我对语文教学的意见，呼吁语文教学的改革，呼吁整本书阅读，呼吁行万里路，呼吁考试指挥棒的革新，呼吁教育的回归本质回归传统回归常识回归正道，呼吁大语文的实施。呼吁语文人文性，呼吁她对人的成长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0年我在复旦附中中层干部会议上还做了一个报告，题为《教育要回到民国》。
如今，我虽然不在课堂的第一线了，但是，作为一辈子的语文教师，我始终关注和参与语文教学改革，一有机会就走上讲台。
2018年7月我参与了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哲学大会，她的主题是“学以成人”，这和夫子提出的“成人之学”，异曲同工。我以为，这正是我们语文教学改革，不可须臾离开的方向！
2018年8月，我在北京大学主办的基础教学与高等教育接轨的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困境、突围和希望”的发言。
何妨举世嫌迂阔，
为有斯人慰寂寥。
看到青年教师的精神风貌，我感到非常欣慰！
龚定盦有两句诗：
若使鲁戈真在手，
斜阳只乞照书城。
虽然已经是落日斜阳，但我还是要不断学习，跟上青年教师的步伐，为青年学者摇旗呐喊，挥戈上阵。
谢谢大家！
跟上青年教师的步伐，为青年学者摇旗呐喊，挥戈上阵。
谢谢大家！
跨年演讲：造物者的信仰！